元宇宙技术主导型治理模式及其局限 随着科技发展，人类越来越习惯于生存在被技术改造过的环境之中，技术已经成为自我合法化的叙事。
在古希腊，正义的观念，即不能逾越永恒固定的界限的观念，是一种最深刻的信仰，无论是神祇还是人都要服从正义。因为现实是纷繁复杂的，总会有某些主体不遵守或者滥用这一调和手段，总会有某些权利义务需要被特殊地配置，这就使得其他利益与价值调和手段、其他法哲学基本原则的作用成为必要。
莱布尼茨阐述了一套以正义为核心范畴的自然法体系。柏拉图的所谓各守本分、各司其职，是预先将社会主体划分为三大阶层，并预先设计好每个阶层的权利义务，是一种僵化的、违背社会竞争规律的空想。更重要的是，正义所要求的各得其所、扬善抑恶与公平所要求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居中裁判平之如水虽然具有紧密的派生关系，但从法律逻辑上讲已然具备不同的内容，故而在内涵维度上亦不吻合。三、正义的外延之维 正义作为法哲学基本范畴，其外延形式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与其他法哲学或伦理道德范畴之间虽然存在某种重叠、交叉或衍生关系，容易导致混淆，但实际上从严谨的法学逻辑上讲，正义仍然具有自身独有的特色和表现形式，是能够并且需要与其他范畴区别开来的。从法律实践的情况来看，国家间的正义，就是指国际秩序的构建和国际权利义务的分配，是一个国际法从古至今被制定、辩论、争论并付诸实施的过程。
富勒认为，正义是法律的内在道德，又称为程序自然法，要实现完善的法律道德，内在与外在道德缺一不可。摘要：正义作为法哲学基本范畴已被研究和阐述上千年，成为深入人心的法治社会的核心概念。对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法律身份，通过考量立法目的、立法成本、法律衔接和立法效果，建议将其界定为教育公务员。
随着1993年实施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明确将教师排除在公务员范围之外，1994年实施的《教师法》将教师规定为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并沿用至今。教育惩戒作为附属于指导评价权的手段行为，难以适用于所有学段学生。另一方面，专章设置权利义务也使教师的权利内容和行为规范得到凸显，对保护教师权益和规范教师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二）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法律身份的立法考量和建议 从政策导向和实践需求而言，界定公办中小学教师的法律身份的根本目的是将其纳入特定的身份群体，进而适用与之相对应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两方面，其一是通过赋予公办中小学教师具有公务性描述的特定身份，提高其社会地位，将其纳入与之对应的管理序列，使其享有该身份专属的权利，提高其福利待遇和职业吸引力。
在美国的司法判例中，法院认为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具有教育惩戒的权利，但仅限于中小学生而不包括大学生。首先，教师申诉制度的外延小于教师权利救济制度。
《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第9-14条专章设定教师权利义务条款，采用了基本权利义务与特别权利义务结合的立法模式，完善了权利义务内容并界定了公办中小学教师的法律身份，但仍然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意见稿》将第七章奖励更名为奖励和申诉，在第49条新设校内申诉救济，并在第50条完善了校外申诉救济途径，对教师权利保障具有积极意义。学界对公办中小学教师的法律身份的公务性描述并无争议[33]，在此基础上，主要存在国家公职人员说国家公务员说教育公务员说等主要观点[34-39]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教师法第三条之规定：本法于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学校编制内，按月支给待遇，并依法取得教师资格之专任教师适用之，台湾地区教师法体系下的教师是指公立学校和已经备案的私立学校中编制内依法取得教师资格的教师。
该机构可以参照北京市高校内部的师德考核委员会，并将其名称统一为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监督委员会。学校人事部门负责人兼任委员会常设办公室主任，日常事务由人事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协调和指导，教师违规行为的处理需要由学校党委书记或校长召开全体会议协商讨论，并作出最终决定。基于此，设立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监督委员会更为贴切。[1]这一论述对我国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进行了确立和强调，明确把教育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先导之一。
综上，笔者认为，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可以从违法行为、违纪行为和违背师德的行为三个方面进行界定。过罚相当作为科学立法的应有内涵，将会直接影响规范的效力以及规范实施的实际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教师法修订草案》)第四十八条明文规定了教师违反法定义务和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准则等行为需要处理处分，故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将其中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加以细化规定是题中应有之义。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01). [2]董圣足.台湾地区私立高校治理机制研究[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2,1(2):22-28. [3]陈波.《教师法》修订视域下教师职业行为的界定原则和分类[J].教育发展研究,2022,42(12):78-84. [4]纪洪娟.践行师德不应局限于校园之内[J].中国教育学刊,2018(3):102. [5]申素平,王子渊.略论公立高校师德评价的法治化选择——兼评若干师德评价案例及有关争议[J].高等教育研究,2021,42(5):35-43. [6]周佑勇.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J].中国社会科学,2004(4):115-124. [7]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9. [8]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349. [9]湛中乐,靳澜涛.教师申诉制度运行的法治困境及其出路[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0,19(4):7-13,86. 湛中乐，新疆大学天山学者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全国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教育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北京大学共建教育立法研究基地主任，法学博士，主要从事行政法、教育法研究。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制定一部高位阶法，以对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进行统一指导。综合《教师法》总则和附则的规定，可以得知《教师法》定义的教师范围较广，涵盖了不同学段和不同办学性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其三，校内申诉具有程序简便、处理快速、整理固定证据等优点，从理论上有必要将校内申诉制度作为其他救济方式的前置程序，同时将校内申诉作为前置程序也可以激发学校内部自我纠错的主动性和积极性。（8）校内申诉结果包含校内处理机关不予受理教师申诉或不予答复教师等不作为的情形。其一，从现有规范上来看，《教师法修订草案》和《处分规定》都将内部救济作为外部救济的前置程序。以上建议首先是为充分保障被处理教师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各处理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避免同案不同处理或者不同案件相同处理的情况，以此规范处理机关的处理行为。
具体而言，教师在知悉校内申诉结果(8)后，若对结果不服，则可以寻求民事或者行政救济。综上所述，不同教育阶段教师共性的违规行为可适用列举规定。
而且行政法规具有更高的法律位阶，可以解决现行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关于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中出现的法律冲突、矛盾问题。外部救济包括民事和行政两种途径，民事方面包括人事仲裁和对仲裁不服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行政方面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制定高位阶法最需要关注的是关于立法主体的选择，立法主体直接影响到该法的效力和影响力。第五，对于拟作出降低岗位等级以上的处分，委员会应当组织听证。
[9] 其次，建立多元化的教师救济渠道。本文来源于《教师发展研究》2022年第4期，41-48页。进入 湛中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教育立法 教师职业行为 教师职业违规行为 教师救济 。但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则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5)辅助规章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该地教师违规行为的处理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指导，而这些地方的实施细则中的有益经验则可以为专门立法所借鉴。
听证程序是各方当事人集中表达意见、维护自身权利的有效途径，作为教师违规行为处理的统一的上位法，需要规定听证程序的期限、公开原则、职能分离制度、回避原则、说明理由制度、申辩和质证制度、制作笔录制度以及听证笔录的效力。[8]专门立法在完善教师违规行为处理实体规范和处理程序的同时，也要规定教师的事后救济途径，给予教师权益充分的救济。
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处理主体如何界定教师职业违规行为，欲科学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教师职业行为的范围加以明确。一、教师及教师职业行为的范围界定 作为部门规章，首先需要在总则部分对规章适用对象即教师的范围进行界定，教师范围应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等上位法相衔接。
[3]笔者认为，对于教师职业行为，既不能作过于扩大的解释，也不宜作过于限缩的解释，需要结合教师职业身份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性作出体系解释。（4）比如《幼儿园处理办法》第四条第七款将用学校教育方式提前教授小学内容的行为规定为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而中小学教师和高校教师则不存在此类问题。
尤其是上述十项准则中对教师负面行为的描述，正是对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的具体刻画。根据《北京高校教师师德考核办法》第八条，学校应当成立师德考核委员会(或师德建设与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和考核本校教师的师德状况。《教师法修订草案》首次提出教师职业行为这一概念，而在此之前，教师职业行为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常用概念。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深入了解，不难发现，社会新闻中引起热议的主要是教师的道德失范行为，(1)相较而言，鲜有教师因违规行为而受学校处理的案例被曝光。
[4]由于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的范围不宜过于宽泛或狭窄，故采取二分法对其进行定义更为合理。多主体参与决定模式的特点在于，在学校管理层之外将教师代表乃至学生代表纳入违规行为处理过程中，发挥民主集中和民主监督的作用，有助于提升处理决定的公信力，减少后续争议。
对于处理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的专门立法而言，可能的立法主体有两个：一是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予以规定，二是教育部单独或联合其他部委制定部门规章。其二，从实践上来看，大部分教师将校内申诉作为救济首选，将其作为前置程序，这是实践指导理论的反映。
而人们对那些引发热议的事件往往产生一种对教师的处理仅是迫于舆论压力和法律持续性缺位的错觉。具体而言，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将教师的校内救济规定作为其他救济方式的前置程序。
